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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謇的人物经历

2.金融业和贸易业应该缴纳几种税

3.农村信用社的客服电话是多少？

4.上海雷允药业有限公司的公司历史

张謇的人物经历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英译Chang Chien）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 。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

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

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1869年，张謇科举考中秀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打算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4年（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自1868年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日记中没有兴奋之情。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

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将无锡孙叔和的试卷误认，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又将武进刘可毅的试卷误认，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1898年张謇回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慈禧罢官，“开缺回籍”。张謇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赠翁同龢，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翁师的遭遇，使他目睹了官场的险恶，半月之后，张謇也借故请假南归，继续他的“实业救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

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最后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与江苏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1898年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

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曾是立宪派主要生力军。

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张謇将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 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他和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袁世凯并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条”），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此时的张謇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行。

金融业和贸易业应该缴纳几种税

一、金融业

1、营业税按照取得利息等金融应税收入依照5%税率计算缴纳。

2、城建税按照应纳营业税税额依照城建税税率计算缴纳，（城建税税率：在城市7%、县城、建制镇5%，不在城市、县城、建制镇的1%）

3、教育费附加按照营业税税额依照3%费率计算缴纳。

4、印花税，借款合同按照按借款金额万分之零点五贴花，营业账簿，记账资金账簿按照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合计数依照万分之五贴花，以后就增加额贴花，其他账簿按件五元贴花。

5、企业所得税按照实际利润额依照25%税率按月（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二、贸易业的一般纳税人

1、增值税

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其中：销项税额为销售货物的不含税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17%计算，进项税额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增值税税额 ，以及采购农产品按照13%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采购、销售货物运输费用按照7%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

2、城建税按照应纳增值税税额依照城建税税率计算缴纳，（城建税税率：在城市7%、县城、建制镇5%，不在城市、县城、建制镇的1%）

3、教育费附加按照增值税税额依照3%费率计算缴纳。

4、印花税，购销合同按照按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记载的金额万分之三税率贴花，营业账簿，记账资金账簿按照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合计数依照万分之五贴花，以后就增加额贴花，其他账簿按件五元贴花。

5、企业所得税按照实际利润额依照25%税率按月（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此外，不管是金融业还是贸易业，如果有应税房产、土地、车船，应当缴纳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房产税按照房屋原值减除10%-30%后余值，依照1.2%税率计算缴纳；土地使用税按照实际占有土地面积依照规定单位税额计算缴纳；车船税以每辆（乘人车辆）每吨（载货汽车）按照单位税额计算缴纳；具体纳税期限，减除比例、单位税额，因这三税属于地方税种，请到当地主管地税机关咨询。

个人所得税以工资薪金收入扣除缴纳“五险一金”再扣除2000元费用标准后的余额，依照5%-45%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有支付单位在支付时代扣代缴。

农村信用社的客服电话是多少？

农村信用社客服电话：农村信用社启用全省统一客服电话“96596”，可以登录农村信用社的官方网站查看，也可以拨打114等查询电话查询。

农村信用合作社（英文名称RuralCreditCooperatives，中文简称农村信用社、农信社）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上海雷允药业有限公司的公司历史

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药店始建于苏州，发迹于上海，迄今已有近三百年历史。公元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创始于苏州；1860年（清咸丰十年）设“申号”于上海新北门外，1934年设“北号”于河南北路天后宫桥（今河南路桥）北堍，1937年又设北号支店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由于药店规模较大,资产雄厚,影响面广,早年就被国药同业公认为上海中药店“四大户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资产重组,工商联手,今日上海雷允上药业雄风再现，成为中国中药行业的强者。

雷允上药店原称“雷诵芬堂,创始人雷大升,字允上,号南山,雷氏上祖原籍江西省丰城,后移苏州定居。其父名嗣源,清康熙年间官居内阁中书舍人,中年亡故。雷大升生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年轻时读书学医,善琴工诗,清雍正初期正值壮年时在北京患重病。愈后弃儒从医经商,游历山东等地,采集中药材回到故里苏州,从此行医济众,同时研究中药丸散膏丹的制作,并著有《金匮辩正》、《要症论略》、《丹丸方论》、《经病方论》等四部医学书籍,惜所著原件均已散失无存,仅留下四部书名传至后人。

据考证,《苏州府志》对雷大升的父子有如下一段简要记述:“雷大升字允上,吴县人,父嗣源,宛平籍(录者按:雷嗣源当年客居河北宛平县,以此为籍),拔贡生,官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大升幼业儒,既长善医,遇贫者与之药,尤精于修合丸散膏丹,为时所重......又据《吴县志》卷七十五中也有同样记述,对雷大升又记有:“大升初业儒,乾隆元年举鸿博不就,隐于医……”等云。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雷大升在苏州阊门内穿珠巷天库前开设一家中药店，取招牌为“雷诵芬堂”，销售自产成药,并以他自己的字“允上”在店内挂牌坐堂行医。雷大升医术高明,治病有方,自己研制的成药疗效显著,于是“雷允上医生”名声遍闻苏州，远近皆知。后来人们都称药店为“雷允上”,至于药店正式招牌“雷诵芬堂”逐渐被省略乃至遗忘,如今反而鲜为人知了。

雷大升有五个孙子,分别命名“礼大房、耕二房、绮三房、蕉四房、松五房，以此五房传代。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雷大升84岁时去世,雷诵芬堂就由五房孙辈合伙经营,产权各为五分之一。经此后200余年的繁衍,其中绮三房长期独子单传,股权始终保持五分之一,成为大股东。其他各房孙辈众多,股金分散,各房后代所持股权相差悬殊。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进军北上,苏州城内一片战乱,药店无法正常营业而关闭。雷氏族人将店内库存贵重药品分发给各房子孙,相继离乡谋生。此时先有绮三房的雷子纯、松五房的雷骏声结伴离开苏州到了上海.,在城外新北门一带设摊卖药以维持生计,以后各房子孙也陆续到上海各自摆药摊度日,摊址也都选择在新北门与老北门之间的一段地区,日久这一带形成市面,有一定特色。 流浪在上海的雷氏后代生活逐渐安定,于是孙辈合议在上海开设诵芬堂分店,以恢复祖业。因限于资金,就在沪招募平、童两户外姓股东人伙,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在上海法租界兴圣街(今新北门永胜路)京江弄口开设药店称“雷诵芬堂申号。若干年后店面扩展至民国路(今人民路)上营业。当时药店规模不大,店房简陋,资金也有限,全部资金为800两银子,其中平源记出资金200两为大股东,童青记100两,雷氏五房孙辈各为100两。经营的商品均以祖传的丸散膏丹为大宗,有痧药蟾酥丸、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犀黄醒消丸、梅花点舌丹、紫金锭以及后来的六神丸等品种,这些均为有相当知名度的雷氏自产成药。经营宗旨仍保持苏州老店特色,只卖自产成药,品种多达三四百种,不经营饮片配方。

在开设“雷诵芬堂申号”40年中,药店营业逐年保持平稳,并无大起大落,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药店营业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年江苏昆山一带发生流行性瘟疫,药品需要量急剧扩大。雷诵芬堂所生产的成药均为适销对路的夏令药品,为此销量大增,营业额成倍上升,这一年获利十分可观。

当初筹建申号时因资金不足，破格招募两户外姓股东合伙。由于经营得法,营业扩大资产猛增,足够有能力独资经营,于是决定排斥外资收归雷氏家族独有。经各房商议，出巨资收购平、童两户外姓股东的股权,终于恢复独资雷氏祖业。此后又经数年经营,药店经营的多数是贵重细料商品,营业额要比普通药店的饮片配方高出许多。如六神丸每两(100瓶)售价120元,相当黄金价的两倍。为此利润逐年递增,资产急剧扩大,至民国年间,仅银行存款一项就有60万两银子。有人曾按当时市价测算,五洲药房于民国二十五年在福州路建造10层高的五洲大楼只花费20多万两银子,而雷允上的银行存款足可建造3幢五洲大楼,豪富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雷允上药店开拓北号及北号支店。随着药店进一步发展,营业扩大盈利倍增。为了扩展业务,利用雄厚资金开设分店以图发展。决议通过后,着手准备,在河南路桥北端,天后宫对面(今河南北路30号)盘下一家因经营不善而破产、被法院封门歇业的原“铁大桥庆余堂药店”，经过装修扩建开设一家分店称“雷诵芬堂北号。除了经营自产传统成药(那时已有约400个品种)外,还兼营中药饮片配方及参茸,还开设夜间配方业务，又将原新北门申号的邮购业务移到北号,号称“国药全能店铺。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正式开张,原新北门的“申号”改称“南号”。开张那天为长声势,特请当时上海头面人物黄金荣到店捧场。当天营业额为6000余元，其中仅虎骨木瓜酒一种,当天就售出数千瓶,而报界出于讨好,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吹捧为5万元。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北号”所在的苏州河北岸成为日军势力范围,当地各业商店大部分关闭,居民也纷纷逃离。为考虑店内财产安全,北号暂停营业,在静安寺路719号斜桥弄口(今南京西路吴江路口)暂租到店房一处,将店内贵重商品转移至新址暂存以避战火,大部分职工也随行避难。因该处居民集中，市面安定，附近又少药店。遂在新址经过简单装修,于同年11月开张营业,暂称“北支号。同年底，桥北地区逐渐安定,北号恢复营业。原系临时性的北支号因营业较正常,有发展前途,决定不再撤销。经过再次装修,新做高档木料的柜台货架,精饰门面后,其规模超过北号,成为一家具有相当气派的中药店,即现在的上海雷允上西号。此后北、西两处分店统一归南号管辖。1980年南号迁至河南中路91号。

新型的管理模式

中药店本是个古老行业,多数中药店长期以来都沿用传统的古老管理方法。雷允上药店与众不同,他吸取了社会上新型企业的一套科学管理模式,移植到古老的中药行业，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形成并实施。即使某些细节也力求科学合理,如每天开门营业时打铃为号,在岗职工一律在“职工一览表上挂姓名牌,下班或休假时翻转姓名牌以求一目了然。全店职工不论白天晚上一律不准出店门,学徒专门学习生产及营业,与业务无直接关系的一切杂务工作另有勤杂工专司其职。家属在本市的职工全部住宿店里,规定每月回家过夜3次,日期由职工协商排定,不准擅自改期。规定职工每年有两个月探亲假期,如不享受探亲假可发放津贴,相当于双倍工资。回乡时允许携带规定数量的常用药品供家人使用,经检查认可后放行。

药店制订的各项店规极严,职工晚间不准外出游荡,不准,违者开除出店。如因工作失误而致店内受损的,也严加惩处,有一职工因疏忽购进劣质原料,则责令引咎辞职。为提高职工文化,店内举办职工读书班,请能者为师,内容多数选自《古文观止》。还组建职工乐队,解放初期“雷允上职工乐队有一定知名度,经常参加节日文娱演出。

店内贵重药品尚未分装的半成品,均存放银行保险库中，由经理掌管其中一把钥匙，提货时必须经理亲自在场清点入册后方可出库。贵重原料的进货，规定由供货方携带样品在约定时间内各家同时到店并各报价格。由经理指定进货负责人会同验品师严格检验,择优选用,如同现在的“招标采购。这些管理办法在如今的企业中并不少见,可在几十年前古老的中药店中,雷允上的做法堪称独创一格。在这些新制度推行之初,也曾引起店内部分职工的微词,但雷氏管理层认为必须坚决实行,终于获得巩固。

药店制度虽严,职工很少有故意犯规而被开除的。原因是职工经济待遇较好,在上海的“四大户中,雷允上职工的工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3家。职工不分职务高低,每月零月钱一律7元。月工资从最低7角起挡,高的可达2元(基数),年终分红通常按基数的1000倍发给。以刚满师的学徒工资7角计算,年终可得700元,这个数字几乎高出普通药店高级职员的一倍。因此职工十分珍惜这只“金饭碗”，自觉遵守严格的店规,决不敢轻易违犯。这样雷允上的店规也就更加巩固了。

“六神丸”是雷允上的著名特色品种,但与其它品种不同的是它并非雷大升首创而是另有来历。有人以为雷允上药店是靠“六神丸”发家,其实并非如此。“六神丸”问世直至成为雷允上药店的专利产品不过百余年历史。 当雷氏各房在上海开设申号时,有绮三房后代雷滋蕃在小东门方浜路独自开一家小药店名“雷桐君堂,仅雇两名职工经营少量自产成药。这时雷滋蕃拥有一张六神丸秘方,是他的父亲雷子纯得来并传给他的。在苏州通和坊老家由妻女手工制作带到上海销售，定名为“雷滋蕃牌六神丸。雷滋蕃手写小纸片广告张贴于墙面及电线杆上引来不少顾客,其中也有日本人,从而打开销路还供少量出口。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值雷诵芬堂申号经营得法业务扩展时,各房子孙认为“六神丸”应由祖业雷诵芬堂经营,不能让一房独得利益。雷滋蕃则声称“六神丸”系外来处方,并非雷氏祖传,各房无权干涉。各房孙辈承认这一事实，经合议出资现大洋一万块一次性买断“六神丸”生产经营权。并规定今后凡诵芬堂每销出“六神丸”一料,即相当现在100粒装的200瓶，提取“规银”，即98成银子3两作为专利费归绮三房独得,各房无权分享。这项专利金俗称“六提”,即“六神丸提成”,并立笔据由两家至亲监证为凭。专利权买断后“雷滋蕃牌六神丸”商标随即取消,原供货渠道一律中止,“雷桐君堂”关闭歇业,两名职工由诵芬堂申号吸收,从此“六神丸”才成为雷诵芬堂的专利产品。后经工艺改革,产量增加,销路扩大,成为雷允上药店畅销国内外的名特产品。1929年“六神丸”首次涨价,“六提”标准也相应增加,每料由3两银子改为4两。1931年“六神丸”再次涨价,又一次修改“六提”标准,为了计算方便,不再以银子计算,改为总额的百分之二,即每销出六神丸50瓶按一瓶价款提成,今后如再涨价均以此类推。

在长达50年的期间内,为了“六提”事曾发生过几次纠纷,雷氏各房认为不能无限制地让一房独享这项专利,为此打过官司。但每次诉讼均无结果,因当初所订协议中并末规定年限,可视作无限期永远享受。且协议明文规定该项专利由绮三房“长房长孙”传代继承,就连亲兄弟也无权相争。绮三房的后代都是单丁单传,并无兄弟争夺专利。后来绮三房的这位单丁继承人在离婚时又引发一场官司。女方提出要分割“六提”款,男方则称这是“监制”的酬劳,应由监制人独得,与妻子无关。经法院调查取证核实,历次“六神丸”加工时此人并未在场,因此“监制”一说不成立。最后判决男女双方按四六开分成。这已是1950年人民法院的判决。可见清光绪年间所签订的“六提”协议一直延至解放后仍在不折不扣地执行。

解放初期雷允上药店依旧保持原状不变,直到1956年对私改造后,情况有了较大改变。公私合营时，雷氏后人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带头参加公私合营，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7年，北京召开“全国女工商界暨工商界家属积极分子大会”，雷氏绮三房十六世长媳许兆谷光荣参加这次大会，受到了、、等党和国家***亲切接见。1958年雷允上药店与其它几家著名中药店共同组建成“公私合营上海中药联合制药厂”,大部分成药产品均以该厂名义统一生产。其中的“六神丸”被列为国家“二类商品”,由商业部统一按计划向全国调拨及出口。“公私合营上海中药联合制药厂”隶归国营上海市药材公司管辖,所需原料统一由市药材公司向产地采购,成药产品根据社会需要量分批按计划生产。

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原称南号、北号、西号三家雷允上药店曾几度更换店名,数次迁移店址。原有的职工也由所属黄浦、虹口、静安三区药材公司及市公司根据工作需要在本行业内统一调配。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各行业的著名百年老字号陆续恢复原有名牌特色,曾经几度改名的雷诵芬堂药店也相继恢复原来的店名,统一称为“雷允上药店,直至现在未变。为重振上海国药雄风,实现中药产业现代化目标,在上海市政府的关怀指导下,集中优势资源,由市区联手,工商联手,重新组建的“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于2000年9月正式成立。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现代化大型中药骨干企业,拥有原上海市药材公司下属的上海中药制药一厂、二厂、三厂,上海雷允上制药厂,上海中药研究所,神象参茸有限公司以及成药销售分公司等沪上著名企业。拥有“雷氏、“神象”等著名品牌,生产的各类中成药及营养保健品驰名中外。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的成立,将成为上海建设中药现代化产业新高地的里程碑,也是上海中药产业加快发展步伐,并进入崭新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